，记者、作家，有《听者有心》《民谣流域》《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鲍勃・迪伦诗歌集》等著译约30种。曾任华语音乐传媒奖多届评审团主席。在《读书》《文汇报》等设有专栏。现居武汉。

　　2014年8月15日晨，长江日报重走中俄万里茶道采访团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出发。在益阳采访半日，下午再次向武汉进发。这一路全程高速，驱车445公里，至晚间抵达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的采访团千里迢迢从湖南而至湖北，至晚间8时，终于由安化抵达了赤壁——当地朋友把我们引入一家餐馆，我竟然觉得那是一条老木船。餐厅矮旧，不仅餐桌、长条椅是木头的，墙壁、地板也都是木条钉制。灯光昏暗，人影幢幢，宾主寒暄落座，有一瞬间我觉得，整个时空都在微微摇晃。

　　这当然是错觉。记忆也清晰地告诉我，那就是一家普通餐馆。但这个错觉竟如此强烈，以至现在一想起来，我仿佛仍能身临其境。

　　赤壁是个很古老的县，历史上一直称作“蒲圻”，直到1998年才改为今名，以强调其三国赤壁之战地点的属性。该市西北角有赤壁镇，隔长江对着江北的乌林，《嘉鱼县志》说，此“即周瑜破曹操处”。该镇滨江所在，还有一个地名叫“赤壁山”，“山石峭立，上有‘赤壁’二字，乃周瑜所题。……祭风台，与赤壁相连，山顶有台，相传诸葛亮祭风于此”。

　　东吴黄武二年（223年），周瑜火烧曹军连营过去了15年，魏蜀吴三分天下已定，孙权“分武昌为左右两部，（吕）岱督右部，自武昌至蒲圻”（《吴志·吕岱传》）。这是蒲圻立县之始。“蒲”即蒲草，“圻”指水岸，以“蒲圻”立名，意指蒲草连绵起伏的水岸地貌。可以想见，该地当时的西边和北边，仍是江湖沼泽的一片水陆交混之地。

　　赤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属咸宁市的县级市，在武汉正南方向。来此之前，我一度在湖北地图上寻找羊楼洞的方位，一无所获。再看咸宁市地图，仍是无解。直至查询赤壁地图，才在其西南端，赵李桥镇下方，与湖南省交界地带，找到“羊楼洞”三个小字。按照中国行政区划，这羊楼洞比镇还小。照常人的直观理解，以官员体系作比方：在羊楼洞任地方官，将比科长还要矮一级，相当于股长。

　　然而150年以前，羊楼洞为湖北版图上最为知名的两地之一。在《大清皇舆全图》上，羊楼洞的标记规格与汉口同等。这地方不仅中国家喻户晓，就是在世界上，也是鼎鼎知名的中国城镇之一。

　　羊楼洞得其大名，概因它是大清国最知名的茶叶产地、万里茶道自武夷山和安化之后的另一个起点。研究万里茶道的人，与研究晋商历史的人最早是同一拨。因为所持的立场，他们会比较轻易地被以下叙述所迷，采纳为信史：

　　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安化）经商，此地（羊楼洞）为必经之地。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法。

　　该描述来自戴啸洲，民国茶研究家。戴写过《湖北羊楼峒之茶叶》，为羊楼洞茶研究的力作，以至此说随文传播，谬种误传广远。这个误见与太平天国阻断万里茶道，晋商为寻找新茶源发现和开发了安化，又发现和开发了羊楼洞的误见一起，流传至今，均未得到有力澄清，导致模棱两可、真假参半的认识通行于世。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上，羊楼洞茶与岳阳茶、安化茶、临湘茶等一起，属于一片更广大的产茶区——两湖茶区。在至少1500年间，各类典籍、史书上只言片语，都说到过这片广大之地的茶叶。如果把这些书和言论关联起来，并案加以考虑，某些史实将变得完整，而不再拘泥于因地点不同、地名变迁、隶属变更、语境变化、上下文不同而导致的各种支离破碎。

　　首先，古代羊楼洞也属于瑶地，这一点正与安化，也包括两湖茶叶的众多出产地相同。在这片广大之地，世居于此的土著应有完全相同的祖先。

　　王宫中有老妇人耳疾，医生由其耳中挑出一虫，用盘子盖在瓠中。虫子瞬间长大，化为五色犬，人称“盘瓠”。

　　时戎吴犯境，王悬赏天下：得戎吴将军首级者，封邑万户，赐以少女。某日，盘瓠衔来了戎吴将军首级。王和群臣认为，盘瓠是畜，不可以封赏。然而少女说：王不可以失信，负约于天下。

　　少女随盘瓠上了南山，三年生六男六女。他们自相结为夫妻，繁衍壮大。该族以木草织染，着衣五色，蹲着吃饭，爱山林而厌都市。王“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

　　这应该是一则神话，源自上古。瑶族至今存有与盘瓠传说相关的文书，如传受自“皇帝”的《评皇券牒》，明确赐予瑶民租种山地、不纳粮银、不服徭役等权利——如《盘瓠子孙》中所述：“王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繻（出入关隘的帛制通行证）、符传、租税之赋”。

　　羊楼洞的地名来历，如今已不可考。关于“羊楼”二字，现存多种传说，基本上荒诞不经，不足为论。“洞”为“峒”字的误用，这一点可以确认。“峒”指山谷中平地，为瑶族常用地名。迄今在松峰山下的内冲瑶族村，乡民们仍保持着对瑶祖盘王的信仰，不食狗肉，古建筑上多有如神犬状的图腾。

　　从安化至羊楼洞，延绵足有千里，这片长江中游地区，是瑶民古代的聚居地；是古云梦泽一步步分化，人占山为寨、筑土而居、人进水退，终至演化为湖山交错、水田交织的楚地水乡；也是两湖茶叶幅员广阔的发源地和出产地。

　　史上对此地名茶的多种描述，虽然地点不同、时间不同，却都有扑面而来的似曾相识之感。

　　7世纪中叶，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带去岳州名茶“湖含膏”，以适应高原水土和的肉乳饮食。

　　10世纪上半叶，五代——毛文锡记载，潭邵之间有“渠江薄片”，“其色如铁”，“一斤八十枚”。

　　16世纪上半叶，明代——文字记载中出现“安化黑茶”，为西藏番僧所喜，取代汉川茶成为官茶，供西北和北疆。

　　同样出自10世纪上半叶——毛文锡《茶谱》曰：“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皆产茶，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文中所言地区，正是羊楼洞一带。

　　现代茶科学以及中国古书所载，大致描绘出茶树从世界唯一原产地中国云南，沿长江顺流而下，自西向东，由南往北，逐渐遍及北纬30°上下整个中国南方的传播脉络。

　　两湖地区茶叶，都有大叶、色褐黑的表征，含有较重的多酚类、茶碱、维生素，具有适合边地口味的粗老、味重特质。不管具体属于哪一片，这些区域先后都成为边茶的供应地，是历朝官茶、榷茶的核心区，也即茶叶远征西北、北方的茶源地和起点。

　　安化茶树属小乔木（或灌木型）大叶种，介乎云南茶乔木型大叶种与江南茶灌木型小叶种之间，像是二者之间的过渡树种。羊楼洞茶同样有着大叶、色褐黑的特点，其早期茶树很可能也是小乔木（或灌木型）大叶种，与安化茶树类同。

　　设想茶树繁殖、茶叶生产和饮茶习俗，从长江上游而至中游、下游，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位移，也是历史时间上的顺序，那么两湖茶区，或可视为中国茶叶传播的第二阶梯和第二阶段，彼此间有着更为深刻的共性，有待我们重新认识。

　　在茶叶采摘上，羊楼洞与江南茶乡迥异，而与安化相同：喜好采夏茶，喜好连梗带枝采摘。

　　在茶叶制作上，羊楼洞更是与安化同调，都是先杀青再渥堆，制为后发酵茶——黑茶。

　　它们还都是紧压茶的故乡。不同于四川紧挨青藏，由于路途遥远，作为边茶供货地，羊楼洞和安化都要破解茶叶长途运输的必答题，由此而发展出形态多样的各种紧压茶。这里值得注意：运输不仅改变了茶叶的包装形态，更直接影响了茶叶的制作，由此形成两地截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茶品和茶味。

　　羊楼洞一带，传统饮茶为加料茶方式，以东、西、南、北不同，冲泡方法又略有差异。赵李桥、羊楼洞、新店，多冲花椒茶；官塘驿、汀泗桥、中伙铺，多冲姜盐、绿豆、芝麻茶；车埠、赤壁、洪山，多冲米泡茶；神山、宋河，多冲泡糖茶。

　　安化古为“梅山峒蛮”，传统饮茶方式称为“擂茶”，据说传自汉代。客人来访，主人拿出上好茶叶，按比例加入大米、绿豆、花生、芝麻，也有加入山苍子和生姜的，放进陶钵用茶木槌研磨成泥状，冲入滚开水，恭敬奉上。这与中原和世界现代饮茶方式迥异，倒是与边疆人民的制饮习俗，比如西藏酥油茶和蒙古奶茶的制饮法相通。

　　2014年8月16日，抵达羊楼洞的次日上午，我们驱车来到了该地的茶叶种植区。眼前地势微微起伏，茶树一垄垄一望无际。天地相接处，现出平缓低矮的山头，有的浓如绿墨，有的淡似青烟。

　　这与武夷山和安化的景象完全不一样。武夷山和安化，茶山都是一座一座，被溪流和山谷分割，哪像这里，是连绵无尽的一片大田。

　　一垄垄茶树上，伸出一张张黄牌，牌上隐隐有粒粒黑点。走近前细看，原来，这都是粘虫板，板上的黑点，是被粘住的各种茶树害虫。

　　赵李桥镇党办主任余兴华告诉我们，这是万亩生态茶园，赵李桥茶厂生产的茶叶，30%的鲜叶都出自这里。早先，它是清代的茶园，19世纪末汉口俄阜昌茶厂的买办刘辅堂，每年都要到此收茶。此地位于湖北南端，再往南往西，就是湖南的临湘。

　　赤壁及其羊楼洞，是湖北湖南的交会地。早在唐代，该地茶叶已经远近闻名。羊楼洞泉水众多，最著名的有观音泉、石人泉、凉荫泉三泉。又有名山松峰山，亦称芙蓉山，所产茶叶，明代称“松峰茶”，清代称“芙蓉仙茶”。羊楼洞的松峰山，与临湘的龙窖山是同一山，临湘出名茶“龙窖山茶”。湖南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所挑的茶叶就是羊楼洞的茶叶。

　　唐代全国饮茶之风大盛，迎来茶叶大发展的一段佳期。据《唐书·食货志》载，长江中游一带，出现了湖北、湖南、江西三大茶区。蒲圻时属鄂州。唐太和年间（827—836年），“鄂州团黄”被征为贡茶。时人杨晔写有《膳夫经手录》（856年），对天下茶区一一品评。说到这一带，杨晔说：“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外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

　　“方斤厚片”，似已有茶砖的外形，但还不是；“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显见已成为主销北方的边茶；榷税“倍于浮梁”，浮梁是当时的全国茶叶中心，可见此三地规模不一般，或可称为“茶销隐形冠军”。

　　羊楼洞位于幕阜山的北坡，古今地理无重大变化。当日我们所见，与历史上的景象，大致相若。这是鄂南岗地和江汉平原的交会地带，南部为低山群，地势向北倾斜，一直延至长江边，山地、丘陵、岗阜、平原、湖泊依次排列，形成“六山两水两分田”的地貌。

　　古代比之现代，蒲圻较之赤壁，会更多采用这样的表述：东连咸安，南邻崇阳，西接临湘，北界嘉鱼、洪湖，处在承东联西、北上南下的交通咽喉。如同治年间《蒲圻县志》所云：“其上，则滇、黔、粤、蜀有事于二京，各省凡从岳阳出者，则以之为武昌之户而入；下则二京以至秦、晋、梁、江、浙、闽、广有事黔、蜀，凡从武昌入者，则以之为武昌之户而出。”

　　这种地理认识，显然已被今人遗忘。虽然山水大体依旧，交通格局却已经天翻地覆。对羊楼洞以及它所属的赤壁，不识这个古脉，将无以理解它何以至此；更无从想象它从唐代到民国的盛景；甚至我们对中国茶叶何以为世界急需，如何在全球广布，茶叶紧联着当地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图景，都将一无所知；对19世纪以来甚至更久远，那样一幅全球化、现代化的真实进程，都未必沾得上边，而徒然地涂抹着已经与历史断裂的现代误见和偏见。

　　吸引我们前来的羊楼洞茶区、万里茶道新起点，更准确来说，是幕阜山下，丘陵、平原与江湖连绵一体的一大片区域。这片茶区跨越三省，包括鄂东南的赤壁、咸宁、崇阳、通山、通城，湘北的临湘、聂家市、平江，赣西北的修水；至于羊楼洞，则是这片区域的茶叶加工中心和物流集散地。

　　清代羊楼洞有过许多采茶歌舞，每逢农历新年在庙会上演，三省人民都是其观众。作为一个剧种，当地采茶戏已整体失传；部分民歌尚可在民间查见。有一首《运黑茶》，以传统分节歌体裁，折射出该地茶叶运往边疆和世界的斑斓历史。仅以运达区域看，远超史书所载以及各种研究。民歌为集体创作，有一代代作者不断添加改写的性质，所以它所说的事未必限于清代及文中提到的明代，而可能发生于更广阔的历史时空：

　　由这首民歌可知，羊楼洞茶叶很早即远销到了缅甸、印度、南洋，尽管史上几无记录。

　　咸丰五年（1855年），清政府于羊楼洞设立厘金局，并在岛口、蒲圻、崇阳、通口、柏敦、杨芳设立分局，必赢网址征收茶税。设立当年即收税银183800两、钱114900串，可见这一片茶市的繁荣。

　　羊楼洞交通有水有陆，既是湘鄂要冲，又是赣北咽喉。古驿站12处，自西南向东北穿越全境；四条河流皤河、陆水、淦水、富水呈“三纵一横”通达长江，连接了该茶区湘鄂赣的所有县。

　　明代《万全县志》录有以河北张家口为蒙汉互市之所时，北疆茶马交易的情景。据载，永乐年间（1403—1424年），羊楼洞茶以帽盒茶形式（每盒7斤11两至8斤不等），连年运到此间。这是一种圆柱体黑色物，状如时人存放帽子的纸盒，故名。而经营此茶叶的山西商人，即被人称为“盒茶帮”。帽盒茶经拣筛、蒸汽加热、压制而成，三盒为一串，改变了唐代以来用米浆将茶叶黏合成饼状的办法，在运输上算是个小突破。

　　帽盒茶压力不足，茶身松散，体积膨大，尚不足以抵挡长途运输中的风霜雨雪、雾染露侵，茶叶易生霉变质。清人叶瑞廷在《莼蒲随笔》中云：“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于邑西乡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所买皆老茶，最粗者踩作茶砖，仍号‘芙蓉仙茶’。”这是羊楼洞砖茶的较早记载。康熙年起自1662年，终至1722年，如此推算，羊楼洞茶砖的诞生，最早不早于1662年。

　　《莼蒲随笔》里还记载了当时茶砖制作之法：“置茶于蒸笼上，架锅上蒸之。蒸毕倾入斗模内，置压榨器中，借杠杆之力，压成砖形。随即脱模置放室内，任其自干，数日后即可装箱起运。”

　　再其后，“中国黑茶理论之父”彭先泽1939年从安化来到羊楼洞，学习茶砖制作之法，于1940年压制出第一块黑茶砖，解决了战时安化黑茶的出口运输问题。

　　当代茶史，多把羊楼洞青砖茶视为砖茶鼻祖。但是，陕西泾阳以安化黑茶原料压制茯砖，古籍中有明确记载，起始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青砖、茯砖孰先孰后，存疑。

　　羊楼洞青砖，青褐外观像块板砖；羊楼洞米砖，颜色深褐像块板砖；安化黑茶砖，黑漆漆像块板砖；安化茯砖，黄兮兮像块板砖，打开来像粗草料。两湖地区的这些砖茶，匪夷所思，不识者怎么都不会想到这是饮品。更兼刀切不开、斧砍不动，不识者徒之奈何。

　　2014年春，重走中俄万里茶道前夕，我得到一块羊楼洞青砖，这茶对我来说如雷贯耳。随这黑油油词典一样的板砖，配了一柄茶刀。我满怀敬畏、小心翼翼、哼哧哼哧，撬下来一小块，放入茶杯，去热水器接水——泡开没什么颜色，淡巴巴没什么味道。从此束之高阁。

　　5年后，遇到福建泉州一位茶人，把这缺了角的青砖送给她。某天到她家小坐，她就沏这青砖招待我。用巴掌大小壶，酒盅样小杯两只，拿茶刀顺纹理利索起下数片，现烧开水。头一泡倒掉。二泡，小杯斟满。呷之，我才知道，“这是我见过最难喝的茶”的见解有多愚蠢！

　　这青砖茶水，黄中现微红，未饮先香，有熟普洱的醇和，又有仿佛绿茶的一抹新意。

　　今天介绍羊楼洞的文字，多会引用清嘉庆蒲圻贡生周顺倜的《莼川竹枝词》二首：

　　两首竹枝词，有羊楼洞茶采制的既视感。虽然茶乡开始有了些许异样，茶农不得不起早贪黑，却天然地仍带有古代农村的几分井然、恬然的诗意。

　　据陈椽《茶业通史》记载：“羊楼洞茶区在1850年前后的最盛时期，有70多家茶号，出产红茶达30万箱，每箱25公斤，都被英俄洋行抢购一空。”

　　《新溪景物志》里描述了当时羊楼洞茶经新店出江的情景：“夏汛来时，则外江舟楫，鱼贯而入，沿阜舷艄相错，桅樯林立；夏口、岳州货轮亦鼓浪来港，吞吐食货。埠头牙行、茶肆、商贾云集，装卸吆喝，甚嚣尘上，企踵桥头，俨然一幅《清明上河图》映于眼底也。”

　　一直到民国初，羊楼洞有名号记载的茶庄和砖茶厂达190家，晋、皖、赣、粤、津、沪茶商蜂拥而至，镇上常住人口4万，流动人口5万，主要街道5条，各类店铺数百。工厂机器轰鸣，夜晚灯火通明。街上人气沸腾，石板路上马蹄声“哒哒哒”、独轮车“喔喔喔”一片喧嚣。楼台馆阁、酒肆青楼，花天酒地、笙歌不歇、叫卖声声。“洞茶”驰名海内外，羊楼洞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大茶市”。

　　表面上，羊楼洞茶区的大爆发，起自19世纪下半叶晋商“东柜”的进驻，一举将每年茶叶输出提升至4949万斤。实质上，下面暗潮涌动，早有来自世界的力量，从北向南，自西向东，在这个中国的内陆腹地碰撞。

　　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战争中落败，以《南京条约》被迫割香港，开“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1851年，英国茶叶大盗罗伯特·福钧在盗取中国茶树后，又“盗取”8名中国红茶师。约10年后，武夷山茶树与印度阿萨姆茶树杂交，诞生了英殖民治下印度的大吉岭红茶。

　　1858年，中国在第二次战争中再次落败，以《天津条约》被迫增开“十一口”（营口、天津、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外国商船和外国人由长江直入内地。

　　其中，太平天国阻断万里茶道是个小事件；其他几件，才带来真正的巨变。闽、浙、皖茶叶被外船争夺，通过五口出海。唯一由陆路通过恰克图出口的茶叶，茶源地被挤压到了大陆中心。除俄国通过陆路，其他各国通过长江，列强对中国茶叶的争夺战延伸进了长江中游地区；羊楼洞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指向的焦点。

　　就局部而言，以晋商视角观察这万里茶道：羊楼洞较安化，路途缩短近700里；比之武夷山，则缩短了1170余里。

　　1889年，张之洞（1837—1909）出任湖广总督。这位雄才大略的洋务派，视工厂、新军、学堂、铁路等为中国出路，也格外重商。他曾多次说：“以后之势，中国岂能以兵存，乃是以商存耳”；“商务乃今日之要政”；“（工与商）两业相因而成”，“两者相益，如环无端”。

　　言及“商”，此时茶叶依然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国际农产品。督鄂18年，张之洞的施政重点始终包含茶政。

　　一般学者将此视为两湖茶叶走向巅峰的起因，实不知，汉口开埠实是两湖茶叶走向巅峰的结果。历经近200年，随着中国茶叶越来越多地向欧洲规模化输出，两湖茶叶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觊觎的目标。“西人需茶急，茶船入泊汉口，收茶不计值”（《浏阳麻利述》），谭嗣同看到的湖南浏阳、长沙农人弃麻转茶的景象，并非自汉口开埠始，而是已渐进了大约200年的历史进程。其间，湖南安化逐渐走向全民弃粮植茶，羊楼洞周边三省日益会聚“洞茶”外销出口这宗大产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张之洞走马上任时，中国茶商当年（1889年）亏损银500余万两。随后的岁月，外商抑价打压，华商节节败退，两湖商民削价割盘，“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1894年，湖南巡抚吴大澂奏折）。张之洞的公牍中，不断出现“茶务年来日坏”“近年茶务疲滞”等语。

　　19世纪70年代之后，英属印度、英属锡兰（今斯里兰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红茶大量出口，日本绿茶大量出口，中国已不是国际市场上唯一的茶叶出口大国。这只是表象，张之洞当然不可能看到，表象之下是知识产权旁落，是独有发明的独有利润丧失，进而是定义权和游戏规则被强权窃取、制定和歪曲。

　　这已清晰显示，英国一旦获取了制茶秘密，茶叶自产羽翼丰满，即把茶叶原产地中国远远踢开。

　　在全球茶叶贸易告别了中国一国独大、进入多国竞争的阶段，张之洞、洋务派也包括直至民国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中国茶叶可以与西方茶叶在市场竞争的平等游戏中一争高下的幻觉。部分中国优质茶如“祁红”的局部成功，更加深了这一幻觉。

　　张之洞自始至终认为，“商务之盈亏，全视乎出茶、制茶之佳否”；“（茶农）既未合法，焙制又复失宜”，焉能不败？“本源不清，其余都是末节，是精茶色、恤园户两条尤为根本”。

　　在张之洞眼里，“洋茶货价日高一日，我茶出口年少一年”，根本上是个质量问题。但患茶叶之不精，不愁销路之不畅。

　　1892年，张之洞发出《劝谕茶商讲求采制各法示》；1897年，张之洞下令委托江汉关洋税务司穆和德筹划种茶制茶良法，在产茶地设立厂所，延请洋人教导；1899年，湖北省创设农务局，延聘美国教员；1900年，春节尚未过完，张之洞下令，茶叶为通商货物大宗，种植亟须讲习，特饬委办，前往蒲圻等县产茶最佳之区落实。

　　张之洞的茶政思路，在他去世那年得到了中央政府认可，成为国策。工部尚书、蒲圻人贺寿慈在张之洞多次上奏后，亦上奏，建议支持蒲圻“购地试种，购机制茶，设茶务学堂，以期推广”。同治皇帝和东西太后批示“准”。1909年，清政府在羊楼洞成立茶务讲习所，省政府在羊楼洞设立模范茶场，研究推行优质茶叶种植采制。

　　这一救茶、救国之举，时断时续执行到20世纪30年代，后来的主事者都是留过洋的农科专才。1929年，羊楼洞茶业试验场向省政府拟交报告，指出羊楼洞茶三大败因：

　　经历了40年，洋务派和留洋派开出的药方是洞茶自灭，顺从洋人定义的茶叶和市场。

　　张之洞的第二条茶政是兴办机器制茶，采取公司制。“我若改用机器，是制法与彼同，而茶质较彼胜，有何能与我争衡乎？”

　　1897年，张之洞筹办两湖制茶公司，“合各富商之力纠股设厂，延请洋人督率教导”，“惟不得招附洋股”，委任穆和德落实。1899年，在《饬商务局茶商购机制茶札》中，张之洞要求茶商“集股购机制茶”，“倘商人集股不足，本部堂亦可酌筹官款若干相助”。

　　1898年，两湖制茶公司成立，使用机器焙茶。穆和德主持，会办者为著名茶商唐翘卿、招商局总办陈辉庭、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阜商洋行买办唐瑞芝等。报刊反响强烈，视为“中国制茶改革的萌芽”。《时务报》写道：“湖北省用机器焙茶，不独茶业可期兴旺，将来并可压印度茶商之利。”

　　张之洞还认识到，茶叶出口，印度、锡兰、日本都免税，而中国茶税层层叠叠。他力奏朝廷减税。1891年在一封电报中张之洞说：“丝茶为出口之土货大宗，通商实在有益者，莫如此两项，厘税重极困极。今印度之茶，意大利、日本之丝日盛，中国丝茶日衰，必须大减以促国有之民业。”

　　然茶税为政府财政主要来源。1890年，户部允诺一旦找到其他税源，就减轻茶业税赋，但直到清亡，茶税减免都没有成为现实。